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
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
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二十年，到头来都城里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十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
现在一些人把协议出让看作是市场化行为，而把招标拍卖看成是土地的市场化行为，这是对市场化的重大误解。曹建海说，市场化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自由买卖。从目前看,非洲是我国比较理想的投资地。由于中国工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的最低端，低技术企业的利润过薄，对外不具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高敏感，更无力进行研发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承受需求冲击。
这篇文章取材于我与曹建海和邹恒甫两位经济学家的长期对话。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
然而，千万不要高估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这一比例近年来都是比较稳定的。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仍将遥遥领先，无可取代因为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曹建海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曹建海：我的观点是，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归结为地产商，是因为现在存在征地、储地、出让的巨大利益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为卖而买的征地行为。叶楚华：总之，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就要有一流的制度，一流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内部分产业生产加工能力的富余,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和压力。
美国的移民政策，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全面的动态竞争机制等等吸引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例如，在后经济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本国产业的发展，中国依赖深产高端产品进行国际交换有可能难以为继。
说白了，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大多数人可以从事非物质形态的行业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乃是因为，发达国家用具有垄断性的、稀缺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的低价物质产品。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外需严重收缩，而中国内需不举，内需不举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对老百姓财富的盘剥有关，人们积累几十年的财富，一下子就被政府拿去一半（地产商拿去另一半），口袋里没钱，又怎么消费呢？曹建海老师是地产专家，对此问题有更深入考察，请你剖析一下。
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从产业链的角度，可以把地方政府归于房地产业的一个上游环节。同时，由于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曹建海：你完全不用这么委婉，你直接说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地产商就得了。而作为土地被征用的一方，农村土地由于其所有权的虚置和对政府权利的依附性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美国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等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
当然这种趋同仅仅是趋势，如果受到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趋同的环节就会被破坏，有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现在假定B国就是中国，中国要转变为A国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拥有了品牌、技术和服务业优势，第二是中国成功找到一个接棒者C国为中国生产物质形态产品。刚才邹老师也谈到美国，谈到中国要向美日欧学习，我觉得除了学习他们的福利和社保制度，学习他们的技术创新和藏富于民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他们的剥削精神——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虹吸别国的物质资源和产品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点，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因为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中国人对美元的需求，乃至人民币出现短期贬值。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需要国家意志的引导。美国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遥遥领先。
第二个忧虑是道德危机。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
第三产业比重高被当做发达国家的标志，例如美国75.3%、日本68.1%、韩国55.1%、法国72.4%。除了进一步走出去之外，中国要迈向成为世界强国的复兴之路，还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国内策略：一是要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要赋予人民更多的民生权利，严厉打击各种贪污腐败行为，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永远不要关着门做白日梦，不走出去寻找下一家接棒者，我们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国家。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
全国工商联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仍将遥遥领先，无可取代。然而，千万不要高估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民主有效地遏制了权贵资本腐败的程度（尽管这次危机也暴露了它仍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的土地市场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下的市场。这一点要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齐，当年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就是他们的接棒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寄生在中国大陆的无数物质产品劳动者身上的，我们不能永远安于被人寄生，而要找下一家接棒者。
截至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50亿美元。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二十年，到头来都城里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十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
如同商人进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一样，征地的目的是为了出让。叶楚华：谈到制度失衡和官员，我想到的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问题，现在事实很明白，高房价地方政府拿去了一半以上。
发表评论
评论列表